標籤: 台灣史100件大事

用台語說台灣的歷史音檔

　　1972年5月蔣中正和嚴家淦就任中華民國第5任正副總統。就任當天，蔣介石提名他的兒子，原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行政院長，5月26日經立法院以空前的最高得票率─93.38%─獲得同意。「蔣經國時代」從此開始。
　　事實上，早在蔣中正撤退到台灣時，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，從情報、治安系統起，橫跨黨、政、軍各方，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。
　　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時的致詞中說：「個人突出的時代已過，只有集體的思考、計畫、努力、創造，才能完成時代的任務……。」實際上，在蔣經國時代來臨後，「個人突出的時代」並沒有過，此時的黨、政、軍、特的各脈絡各環節，已經完全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。
　　雖然威權統治的本質未變，不過，蔣經國的主政，與其父親蔣介石的作風，已有所不同，最明顯的是被稱為「本土化」的開始。
　　此處所謂「本土化」，多指蔣經國時代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，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。以前，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，只有蔡培火、連震東兩人。蔣經國初任行政院長立即大幅度更動人事，且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。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(徐慶鐘)。16名閣員當中，有6名台籍人士，除前述的徐慶鐘外，尚有林金生(內政部)、高玉樹(交通部)、連震東(政務委員)、李連春(政務委員)、李登輝(政務委員)等，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。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。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，從蔣經國時代起，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，(謝之後，分別有林洋港、李登輝、邱創煥等人相繼任省主席﹐都是由蔣經國提拔)。
　　再者，較諸蔣中正，蔣經國顯然不再執迷於「反攻大陸」的政治迷思，而能夠以較務實的態度來進行台灣的建設。蔣介石放太多的財力物力精力在「反攻大陸」的政治神話上，使得許多社會民生建設都要「等反攻大陸之後再說」。蔣經國顯然知道非留在台灣不可了，所以加緊落實在台灣的建設。1973年12月16日他提出5年內完成「十大建設」的計畫，以解決當時面臨的石油危機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distance.shu.edu.tw/taiwan/ch28/CH28_SEC02.HT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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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從1949年中共推翻中華民國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，到底何者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？聯合國裡面中國席次，應由何方代表？這個問題，不僅是國共雙方爭執的焦點，也是國際社會相當棘手的問題。
　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1個月，北京外交部就通知聯合國大會主席及秘書長，「國民黨集團已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在聯合國發言，國民黨集團代表留在安理會是非法的」，要求儘速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。蘇聯代表也在1949年12月29日在安理會提出「中國問題代表權決議案」，不過被否決。此後，由於有美國的強力運作，從1951年到1960年，中國代表權問題擱置案一直通過，印度及蘇聯要求把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議程的建議始終遭到否絕，北京政府一直無法進入聯合國。
　　1971年10月25日，聯合國大會以76票對35票，17票棄權，通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，由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取代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的代表權。美國為了留住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，曾先提出「逆重要問題」的提案，即把「將國府代表逐出聯合國」做為一個需要3分之2多數通過的重要問題。但這個提案，以59票反對、55票贊成、15票棄權而被大會否決。
　　長期以來﹐我們常習慣說「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」，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，因為被逐出聯合國的，並不是中華民國，而是國民黨政權的代表。聯合國自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後，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「中華民國」的合法政府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distance.shu.edu.tw/taiwan/ch28/CH28_SEC01.HT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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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要了解1970、80年代「黨外」運動的醞釀，必須追溯到1969年底的這兩次重要選舉，以及從該兩次選舉中崛起的兩個政治人物。這年11月，在台北市改制後的首屆市議員選舉中，一位大學畢業的加油站工人康寧祥，很令人意外地在選舉中高票當選。康寧祥這個名字，在此之前，沒有多少人聽過。
　　1個月後，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「補選」(這是國民黨退入台灣以來的首次中央民代的選舉)，具有地方草莽性格、已擔任過兩屆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，在康寧祥等人的助選下，當選了立法委員。
　　蔣經國組閣的這一年(1972)年底，康寧祥在台北市參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，以次高票當選立法委員；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，也與康搭配競選而當選國大代表。康、黃等人的競選演說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民眾的聆聽，可謂萬人空巷，民情激昂。在戒嚴的時代裡，一切媒體都定於一尊，成為「一言堂」，「黨外」的政見發表會，引起群眾的共鳴。
　　1975年8月，康寧祥、黃信介與張俊宏共同創辦《台灣政論》月刊。《台灣政論》「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，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，發揮『掃除髒亂』的功能」。《台灣政論》發行至第5期，言論因1975年底立委的選舉而昇高。遂於選舉中途遭統治當局停刊處分。該期有數篇重要文章，其中最引起注意的一篇是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所撰寫的〈兩種心向〉一文。該文報導鋼琴家傅聰與一位大陸出來的柳教授的談話，因觸及台海關係與台灣前途問題，其中柳教授的話被當局認為「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，情節嚴重」，乃下令停刊。因此《台灣政論》僅刊行5個月便結束。
　　《台灣政論》雖然曇花一現，但是那一次的立委選舉，康寧祥再度蟬聯。此次立委選舉，以「黨外」名義競選而獲當選的，除了台北市的康寧祥之外，尚有彰化的黃順興、嘉義的許世賢。但是，自戰後即活躍於政界，並曾積極參與雷震的組黨運動的郭雨新，卻在此次立委選舉中敗北。由於開票結果，郭的選區中出現近達3萬張的無效票(廢票)，引起郭雨新宜蘭家鄉民眾懷疑選舉舞弊，不滿的群眾險些在宜蘭市街釀成暴動。郭雨新落選後，具狀控告同選區的林榮三賄選。郭的選舉訟案，委由林義雄和姚嘉文兩位年輕的律師辦理，由於接辦這場選舉訴訟案，林、姚二人也逐漸成為日後黨外運動中的要角色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distance.shu.edu.tw/taiwan/ch28/CH28_SEC04.HT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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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大學雜誌》（英語：The Intellectual）是一本台灣中文雜誌，創刊於1968年，創立者為張俊宏與張育宏，執行編輯何步正。原為少數知識青年所創刊的文化思想刊物，在台灣各大學中流傳。1970年中，改組擴充，變為呼籲政治改革的言論機關，社長陳少廷，總編輯楊國樞，執行編輯邱立本。
　　在1971年至1973年間，由鼓吹保釣運動轉向鼓吹台灣民主化運動，要求政治革新、改變政府組織、保護言論自由，當年是台灣提倡自由主義的重要根據地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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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臺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指1968年（57學年度）中華民國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為九年的教育措施。此措施的實施，提高臺灣人民教育水準，亦奠定19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中級技術人才的人力資源基礎。
　　有鑑於提昇中華民國國民整體素質與學識能力以備國家經濟、與各項建設發展之需，再加上與中國大陸內戰漸緩而使軍費較能得到控制之下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在1963年5月到金門縣巡視時，指示金門地區試辦九年國民義務教育，為此創辦「金門縣立金城初級中學」(今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)，於1964年秋天招收全金門縣應屆小學畢業生[4]，之後於1967年6月27日於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發表言論，「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動成功之後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，以現階段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，來解決九年義務教育問題，定可樂觀厥成。」
　　1967年6月30日，蔣中正召集教育部部長閻振興、台灣省主席黃杰、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潘振球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劉先雲，指示籌畫延長國民教育為九年事宜。
　　1967年8月17日，總統令「台統(一)義字第五零四零號」：「茲為提高國民智能，充實戡亂建國力量，特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四項之規定，經交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第三次會議決定：國民教育之年限應延長為九年，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先在台灣及金門地區實施。關於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有關事項其需以法律定之者，應提案制定一特別法，以資適用。希遵照上項決定迅即辦理。」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7%81%A3%E4%B9%9D%E5%B9%B4%E5%9C%8B%E6%B0%91%E7%BE%A9%E5%8B%99%E6%95%99%E8%82%B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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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67年2月1日，蔣中正發布總統令，依據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第4項，裁撤國防會議，制定公布《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》。
　　1967年2月16日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成立，下設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、戰地政務委員會、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、國家總動員委員會、國家安全局、秘書處等機關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8B%E5%AE%B6%E5%AE%89%E5%85%A8%E6%9C%83%E8%AD%B0_(%E4%B8%AD%E8%8F%AF%E6%B0%91%E5%9C%8B)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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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時任台大政治系主任，並任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的彭明敏教授，有感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，若不改弦更張﹐有朝一日將無法立足。乃於1964年結合其學生魏廷朝、謝聰敏，起草<台灣人民自救宣言>，計畫印發全島各地。但宣言尚未發出，他與學生即被特務人員查知，而遭逮捕。
　　他們在宣言中指出蔣中正政權利用「反攻大陸」神話蒙蔽人民、實施戒嚴，並挾中共以自重，向美國討價還價。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「極右的國民黨」與「極左的共產黨」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。宣言中指出：「『一個中國，一個台灣』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！不論歐洲、美洲、非洲、亞洲，不論承認中共與否，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『一個中國，一個台灣』的存在。…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，不分省籍，竭誠合作，建設新的國家，成立新的政府。重新制定憲法，保障基本人權，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，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。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，重新加入聯合國，…」
　　彭明敏是台灣第一位提出「一中一台」言論的人。而且，較諸過去具有濃厚的「省籍意識」的台灣獨立觀，彭明敏他們的宣言中明顯能打破「省籍」的藩籬。當時蔣氏政權還未被趕出聯合國，但彭明敏早已看出，長此以往而不知變法求新，必定山窮水盡。所以他提出制定新憲法，以新國家的身分，重新加入聯合國。彭明敏等人的建言不僅未被接受，反而因此被捕入獄。7年後，國民黨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。
　　由於台灣獨立的主張在50、60年代的威權政治下是統治當局懸為嚴重的禁忌，因此敢於公開主張者，微乎其微。這種主張到了70年代中期，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試圖突破禁忌，到了90年代，才得以自由表達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distance.shu.edu.tw/taiwan/CH27/CH27_SEC04.HT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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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台灣第一家具有電視台雛型的媒體機構，是中華民國教育部在1962年成立的教育電視廣播實驗電台；第一家向公眾廣播、並從事商業廣播的電視台，則是在1962年4月28日由臺灣省政府與多家台灣、日本企業共同出資成立的臺灣電視公司（簡稱台視）；後來陸續成立中國電視公司（簡稱中視）和中華電視公司（簡稱華視）。在當時特殊的政經情勢之下，當時公司股份皆為中國國民黨及相關組織，或是中華民國國防部、教育部等中華民國政府機構所持有。
　　1962年4月9日，台視在臺北市中正路上的電視大廈和竹子山發射站動土興建。1962年4月28日，臺灣電視公司正式成立，推選林柏壽為首任董事長，周天翔為首任總經理。1962年10月3日至10月9日，台視試播七天，並於此期間（10月5日）在臺北賓館舉行了試播酒會。1962年10月10日，由當時的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按鈕，台視正式開播。1965年10月10日，台視完成中、南部聯播網。當時台視大樓門牌號碼為「臺北市中正路990號」，即今「臺北市八德路三段10號」。
　　1963年，台視成立一年半後，有意成立第二家電視業者在立法院提出諮詢之後，決定在台視完成全國電視網後開放成立第二家電視台。臺視成立後，因長期寡占台灣電視市場，於成立七年內就使資本額翻倍，為全球各地商業電視所少有。台視的成功使民間資本蠢蠢欲動，第二家電視台呼之欲出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7%81%A3%E9%9B%BB%E8%A6%96%E5%8F%B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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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台灣經過50年代的兩次四年經建計畫後，美國以台灣已經掙脫貧窮，要求削減美援的供應，希望台灣當局提出何時終止美援的說明。因此，當時的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委尹仲容暨所屬，在1959年底作成「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」及19點財經改革措施，以便有效推動第三期四年經建計畫。1960年(民國49年)9月，行政院公佈「獎勵投資條例」，以租稅減免為主要手段，希望能在美援停止後，繼續吸取更多外資，促進工業發展，帶動經濟起飛。獎勵範圍包括公用事業、礦業、製造業、運輸業、觀光旅館業等。
　　獎勵投資的政策，發揮了相當的效果。自1960年起，到1973年(第一次石油危機出現)止，平均每年投資增加率為15.5%，1960年代僑外資仍是台灣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。在經歷50年代末期積極的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策略下，台灣的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國內市場需要，且漸有剩餘。1965年開始營建高雄加工出口區，這是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。1969年再設置楠梓與台中兩個加工出口區。
　　自1961年到1973年的13年間，台灣的對外貿易呈現長期持續成長。從50年代到 60年代，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。急速的工業化，吸引了許多鄉村的勞力集中到都市，甚至鄉村的少女也蜂擁而至。除了鄉村的勞力湧向都市之外，也出現「客廳即工場」的景象。許多開在社區裡的小工廠，接下外國訂單，卻又人手不足，於是將一些加工性質的工作發包給附近的家庭主婦，讓她們將工作帶回自己家中做，既不需要廠房，又比較省工資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distance.shu.edu.tw/taiwan/CH27/CH27_SEC05.HT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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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52年，蕭孟能、朱婉堅夫婦於台北開設「文星書店」。經營「文星書店」5年之後，由葉明勛擔任發行人，蕭孟能任社長，創辦了《文星》雜誌。《文星》雜誌的初期，編輯部有三位負責人，陳立峰約稿及業務，何凡看稿、改稿，林海音編輯文藝版及校對。《文星》雜誌創刊於1957年11月5日,每月1期，每6期為1卷。《文星》的代發刊詞「不按牌理出牌」由何凡所撰寫，其創刊詞提出的編輯方針為：「文學的、藝術的、生活的」，但到1959年《文星》第25期，雜誌編輯方針始改為「思想的、生活的、藝術的」。
　　1962年，李敖出任主編之後，文星編輯方向發生改變，更加注重「思想」性與批判性。據李敖在其回憶錄中所言：1965年5月27日到1965年6月8日舉辦的香港書展，參展單位22間、2萬7千4百多冊中，文星書店就獨占了2萬4535冊，將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。也因為文星書店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施壓，到了1966年的書展，文星書店負責人朱婉堅即被禁止出境；甚至到了1967年的書展，也禁止文星書店參加。
　　1986年5月7日，《文星》雜誌獲得了出版登記，距離1965年被迫停刊，整整20年。9月1日，《文星》出了第99期復刊號，其復刊詞《「文星」復活了》由蕭孟能撰寫。復刊後的文星雜誌，於1988年6月20日，出了最後一期停刊號（第120期）。至此，台灣由蕭孟能主辦的《文星》雜誌，走入了歷史。此次的停刊，蕭孟能在《「文星」停刊了》中作了一些交待：「財務的沉重負擔，個人年紀和健康，都是促成停刊的一些因素」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6%87%E6%98%9F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