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台語說台灣的歷史

用台語說台灣的歷史音檔

　　馬雅各（James L.Maxwell）生於蘇格蘭，186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科，當年英國杜嘉德牧師（Douglas Carstairs）向英國教會建議開拓台灣為宣教區，並以台灣在醫療需求的迫切為由，希望以醫療傳道方式深入台灣達到宣揚福音的目的。在教會的安排下，1864年具醫師背景的海外宣教士馬雅各由打狗登陸台灣，探尋在台灣宣教的可能性，1865年5月26日馬雅各與杜嘉德牧師一行八人正式來台，於28日從旗後登陸，展開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醫療傳道宣教的工作，成為英國母會在台灣第一位醫療傳道者；該日成為基督教長老會台宣教的紀念日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39b6b35c-c743-4567-a46d-cfc6d8c2ae92)

　　馬偕是首位到台灣宣教的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。他於1872年到台灣，直到1901年去世，在台宣教長達29年之久，成為台灣北部基督教長老會的創辦者，台灣基督教教育和醫療宣教的先驅。
　　1871年10月19日，馬偕離開了家鄉，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旅程中，他一路經過日本、香港、廣東及廈門，最後終於在12月30日抵達台灣的打狗（即今天的高雄）。這裡並非他原計劃中的目的地，但如他日記所述：“好像有一條無形的缐，牽我到這美麗之島”。
　　1872年3月9日，當他搭乘的“海龍號”帆船駛入淡水河口時，馬偕在日記裡讚歎說：“我舉目向北向南，然後向内陸遙望青翠的山嶺，心靈非常的滿足，心神安寧且清靜，有一股明確的聲音對著我說：‘此地就是了。’ 而同行的李庥牧師也同時對我說：‘馬偕，這就是你宣教的地方了’。”下了船，馬偕陪同李牧師南下到大社（今台中豐原），並在沿途中考察自己將來要進行傳教的地區。馬偕回到淡水就租了房，作為日後傳教的據點，而為了更流利地與淡水居民溝通以便傳教，他就近找了一位牧童每天練習閩南語的對談。經過五個月苦練，馬偕終於站上講台，開始用閩南語向淡水民眾傳教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bdcconline.net/zh-hant/stories/ma-xi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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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860年以前，英、美的船舶已頻頻造訪台灣，主要是想獲得台灣的樟腦， 而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對外通商，英美商人只能進行非法的走私交易。
　　直到1850年代， 清廷在兩次的英法聯軍之役中戰敗，與英法簽定《天津條約》（1858）、 《北京條約》（1860），將台灣的安平與淡水港開放為通商口岸，准許外國人來台從事貿易。 隨後，又增列雞籠（基隆）與打狗（高雄）兩個港口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www.tonyhuang39.com/tony0545/tony0545.html)

　　貿易一直是臺灣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。如果以這次「開港通商」為分水嶺，在此之前臺灣主要經濟以貿易與農業為主，對口貿易地區為清國。清中葉之前，臺灣主要輸出米、鹿皮以及白糖為主，對清帝國而言，輸出米糧是臺灣最重要的價值之一。
　　開港之後，通商口岸附近開始設置洋行，許多仕紳或地方豪強趁勢崛起，其影響力直至今日依然存在。此時，因臺灣的地形、土質、氣候以及在英國商人從福建引進茶作等人為操縱的關係，「茶、糖、樟腦」便成為清代臺灣末期主要的經濟作物。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五年間，此三種商品出口總值，就占同期臺灣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九十四。
　　其中，又以茶葉為最大宗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breakingnews/139961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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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戴潮春事件，或作「戴萬生事件」。台灣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之一，也是時間最久者，自1862年起事至1864年平定。事件起因乃官府鎮壓天地會（又名八卦會）所致，影響範圍北至大甲，南至嘉義，遍布整個台灣中部。雖然起事者為戴潮春，但與事者中包含各地地主，其中以林日成、洪欉等最有勢力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88%B4%E6%BD%AE%E6%98%A5%E4%BA%8B%E4%BB%B6)

　　在清朝臺灣發生許多的民變，其中最特別的是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的戴潮春事件，這場規模最大的民變中，卻難得出現婦女的身影與聲音。
　　在戴潮春事件的戰場上，女性不但沒有缺席，反倒驍勇於戰場、不讓鬚眉。例如陳弄的妻子「無毛招」，當陳弄想要降服官軍時，她主張全力抵抗，並親自引誘對方將領深入陣地。嚴辦的妻子「大腳甚」，時常英姿挺拔、威震八方的坐在鞍上；嘉義一戰中，勇猛善戰，雖被官兵擄獲，坐囚遊行示眾，遭瓦石丟擲，但她卻不吭一聲。廖談的妻子蔡邁娘，她告誡因戰敗想要降清的丈夫，千萬不可因戰敗而背盟毀信，應該奮勇殺敵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還有一肩扛起丈夫和兒子任務的鄭大柴妻子謝秀娘，和王新婦的母親，她們都不畏懼砲火，身為人先。這些婦女都相當出色，與男性並肩作戰，一點也不落人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群勇猛善戰、強悍的婦女們，展現走出家庭騁馳戰場的氣魄，甚至反抗精神比男性還強烈；但是，她們卻沒有受到正面的鼓勵，往往被視為狼子狠心，殺人如草的「人妖」和「逆婦」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women.nmth.gov.tw/?p=192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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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隨著墾殖的人愈來愈多，為了爭奪土地、水源，移民間的原鄉與　姓氏認同愈顯著，因此常有「分類械鬥」發生。
　　1860年，崙背、二崙、西螺一代曾爆發一場廖、李、鍾姓的大械鬥，稱「白馬事件」，經歷三年才平息，現二崙油車一帶還有李、鍾姓不與廖姓聯姻的祖訓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paas.cmoremap.com.tw/pda_1_4_memo_2.php?mid=&t1id=14&ttable=nhuim6_20141204143057_14&tid1=4&ttable1=nhuim6_20141204144044&tid2=35&maid=nhuim6&ttable2=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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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796年（嘉慶元年），吳沙獲得官府的認可與協助，率領漳泉粵移民一千多人，鄉勇二百多人，以及通曉噶瑪蘭語者二十三人，乘船從烏石港登陸並在當地修築土圍稱為「頭圍」（現今頭城鎮）。吳沙以頭圍為據點，建立了宜蘭第一個漢人聚居地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www.pinpu.digital.ntu.edu.tw/overview_b4.php)

　　雖然吳沙被尊為「開蘭第一人」，但他並不是第一個進入宜蘭拓墾的漢人。早在康熙年間， 就有通「番語」的漢人，往來蛤仔難（噶瑪蘭的舊稱），與原住民進行買賣，至少比吳沙早了六十年。 乾隆33年（1768），漢人林漢生率眾進入蛤仔難拓墾，遭到原住民殺害，拓墾失敗。
　　至於清廷官方與宜蘭的初次接觸，是康熙60年 （1721）年「朱一貴事件」之後，清廷擔心朱一貴餘黨藏匿後山， 更是首次派遣軍隊進入後山搜捕。事後，清廷官府第一次繪出了台灣後山輿圖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www.tonyhuang39.com/tony0725/tony0725.htm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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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林爽文事件為清朝時期台灣的三大民變之一，由天地會領袖林爽文發動的一場抗清行動。也是規模最大的平民革命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E%97%E7%88%BD%E6%96%87%E4%BA%8B%E4%BB%B6)

　　林爽文事件（西元 1786~1787 年，乾隆 51~52 年），官府派員查辦斗六會黨抗官事件，林爽文等人受到牽連，林爽文遂號召天地會成員於茄荖山（今南投縣草屯）起事。 林爽文率軍進攻彰化縣城，建元「順天」，南部莊大田在鳳山響應。清廷招納客籍人士圍剿，諸羅縣民亦奮勇抵抗，且由於林爽文為漳州人，故也受到泉州人掣肘，最後在陝甘總督福康安率大軍來臺後被鎮壓。 林爽文事件屬於民亂，是清代臺灣規模最大的民變。 因諸羅縣民奮勇抵抗亂軍，故清廷將諸羅縣改稱嘉義縣。 臺南市赤崁樓有福康安平定林爽文御賜紀功碑。 下圖為：林爽文事件行進示意圖。

(參考資料：https://www.ehanlin.com.tw/app/keyword/%E9%AB%98%E4%B8%AD/%E6%AD%B7%E5%8F%B2/%E6%9E%97%E7%88%BD%E6%96%87%E4%BA%8B%E4%BB%B6.htm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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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雍正9年（1731）12月24日，臺灣中部爆發了以大甲西社為首的反官事件，即「大甲西社事件」，這是熟番反抗清朝統治最重大的一場「番亂」。【註12】
　　我們從相關奏摺檔案來觀察，大甲西社事件的導火線，主要與時任淡水同知（原駐沙轆）的張弘章為興建衙署，派累番民搬取木料，及縱容家丁擾混番婦、激發社民反彈有關。【註13】事件爆發之際，清廷剿撫並用，一面從各地（如淡水、澎湖）徵調軍隊前來支援，試圖將戰場控制在大甲溪以南及大肚溪以北地區，以保護彰化縣城及各地官署。此外，對於番社房屋、倉庫及糧食，則以「堅壁清野」手段，盡行焚燬；最後，試圖透過通事、土目，以提供珠寶、瑪瑙及鹽、布、米等日常用品，招降反官番民。不過，事件並未獲得立即的平定，反而因為鎮、道在剿、撫策略上的爭執，使事態在翌年（1732）閏五月時進一步擴大，終於迫使新任福建總督郝玉麟撤換呂瑞麟、倪象愷，改派福建陸路提督王郡赴前線督軍，並大舉增調福建駐軍。【註14】
　　在王郡堅定的主戰決心、優勢兵力以及「以客制番」、「以番制番」策略下，混亂的局面終於獲得全面平定。【註15】據福建廈門水師提督許良彬估計，各社熟番在事件中遭到擊死、斬首、活擒、收禁及招解者共300餘人，求生安社者，則不下數千。【註16】(參考資料：https://ihc.cip.gov.tw/EJournal/EJournalCat/144)

　　不過事件後，清廷開始重視漢「番」問題，為保護原住民，除嚴禁「番地」買賣，並責地方官吏嚴格執行「禁人民偷越番境」及「不得擅娶番婦」的規定，此外，並酌量減低「番餉」。之後，西部的平埔族就不再發生較大規模的反抗〈清末行所謂「開山撫番」政策，曾引起多起原住民的反抗事件，但多屬於高山族的反抗，此部分將在第16章論及〉，甚至到林爽文事件爆發時，中部的一部份平埔族還協助清廷平亂。這是由於受到逼迫的原住民，在反抗不成的情況下，只得選擇服從清廷統治，並逐漸同化於漢人的社會，但也有另一部分的原住民則選擇遷徙，走避他處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distance.shu.edu.tw/taiwan/ch13/ch13_sec02.ht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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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代臺灣第一起大規模的民變。西元 1721 年（康熙 60 年），臺灣知府王珍苛政引發民怨。朱一貴本在羅漢門（今高雄內門）以養鴨為業（故人稱「鴨母王」），後以「反清復明」為號召，自立為「中興王」，建號「永和」。 清領時期三大民變起事最早者，於西元1721年（康熙60年）爆發。 朱一貴在攻陷臺灣府城後，清朝的文武官員紛紛逃往澎湖，朱軍後來內部分裂，朱一貴與南路客籍杜君英失和，清廷乃趁隙與客籍人士合作，終於一舉覆滅朱軍，朱一貴則被押解至北京處死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www.ehanlin.com.tw/app/keyword/%E5%9C%8B%E4%B8%AD/%E6%AD%B7%E5%8F%B2/%E6%9C%B1%E4%B8%80%E8%B2%B4%E4%BA%8B%E4%BB%B6.htmlhttps://www.ehanlin.com.tw/app/keyword/%E5%9C%8B%E4%B8%AD/%E6%AD%B7%E5%8F%B2/%E6%9C%B1%E4%B8%80%E8%B2%B4%E4%BA%8B%E4%BB%B6.html)

　　1720年（康熙五十九年），臺灣鳳山縣縣令出缺未補，由臺灣知府王珍自攝縣政。1720年福建巡撫呂猶龍題參王珍等虧空官銀15萬兩。王珍為彌補財政上的漏卮，令次子代攝鳳山知縣。^[3]王珍次子巧立名目，橫徵暴歛，農人不從便加以拘捕囚禁，造成鳯山縣農人普遍的痛苦。^[4]
　　1721年（康熙六十年）三月，閩人柯妹因不滿官府向民間折現徵糧一事，以杜君英（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人）既然已遭官府通緝，勸說杜君英何不豎旗起事，並承諾替杜君英聚眾招攬。杜君英遂邀集陳伯等粵籍四名、閩籍三名、臺灣府籍人士約五十餘人於3月10日舉「爭天奪國」旗號起事於山內。^[8]其後，楊來、顏子京、戴穆、劉國基、陳福壽、洪正、王義生、郭國正等共邀集1,000餘人，俱往附杜君英。四月，杜君英聞朱一貴起事於崗山後，乃派楊來、顏子京於4月21日前往朱一貴處，洽談合作事宜。彼此商議後，杜君英於4月24日出兵攻克下淡水汛。^[9]
　　康熙六十年三月，閩人柯妹勸說杜君英起事之際，李勇、鄭定瑞也邀朱一貴到內門地區墾首黃殿家商議結盟對抗王珍。眾人認為朱一貴姓朱，如果擁他為王，以明朝皇帝後裔之名來號召群眾，則歸服者必眾。4月19日，李勇、吳外、鄭定瑞等五十二人，各自於今高雄市田寮區豎旗埕，豎旗起義，並於今高雄市大崗山與小崗山附近召集約1000餘壯丁，齊聚黃殿處，宣傳朱一貴為明太祖後裔，高舉「大元帥朱」旗號召「反清復明」。並於當日夜襲岡山塘（今高雄市阿蓮區崗山里）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C%B1%E4%B8%80%E8%B2%B4)

　　在台灣的民間信仰中，人在往生後成神享受香火的原因不外乎生前積德修善，或是對地方有功，即使是歷史課本上所謂的「民變領袖」，只要有人景仰，都有成神的可能，今日要介紹的杜君英就是個例子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bobee.nownews.com/20180911-2469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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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陳賴章墾號是指閩南泉州人陳逢春、賴永和、陳天章、陳憲伯、戴天樞等於1709年（清康熙48年）為了合股開墾大佳臘（或作大加蚋，今大台北地區）而成立的團體，陳賴章為該綜合合股人姓名的該團體名稱，並非人名。而此類型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的合股團體，一般來說都稱為「墾號」。

　　「陳賴章墾號」不但是18世紀初台灣最大規模的漢人墾號，也促成了日後的台北北部地區的平埔族遷移、同化與滅絕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9%B3%E8%B3%B4%E7%AB%A0)

　　陳賴章墾號–1709年台北五個泉州人合組–開墾台北盆地及淡水河二岸，1707年這是台北地區最早墾照/一份完整的土地契約，包括三個主要契約文件，分別是「墾照」 、「賣契」、「契尾」(參考資料：https://nicecasio.pixnet.net/blog/post/45796388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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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臺灣第一本遊記文學，是三百年前郁永河所寫的《裨海紀遊》。郁永河於康熙36年（西元1697年） 來台採硫，事後寫了一本小書，記載他這次來台的所見所聞。郁永河因《裨海紀遊》這本書而名留歷史，被譽為是臺灣遊記文學的開創者。(參考資料：http://www.tonyhuang39.com/tony0400/tony0400.html)

　　最初，郁永河自府城（臺南）出發，隨行給役者凡五十五人，他乘著犢車經過新港社、嘉溜灣社和麻豆社，見識到府城附近土著聚落的改變。接著他由半線社到大肚社、牛罵社，渡過大甲溪，到達宛里社。這段路程他印象深刻，他記道：「經過番社皆空室，求一勺水不可得；得見一人，輒喜。自此以北，大概略同。」其實這就已觀察出大甲溪是當時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另一分界。從竹塹社到南崁社的路途中，他吃盡了苦頭，沿路未見一人一屋，感到當地「非人類所宜至也」。亦即反映出十七世紀新竹一帶未開發的景觀。到達淡水社以後，郁永河遂在關渡附近暫居數月，上山考察硫磺礦穴，歷經茅棘，發現各地多為森林的原始景觀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thcts.sinica.edu.tw/themes/rc14.php)

　　《裨海記遊》，又名《採硫日記》，為清朝官員郁永河所著，書中描繪17世紀的台灣風土民情，並在當時採礦處今北投龍鳳谷有碑誌之。(參考資料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3%A8%E6%B5%B7%E7%B4%80%E9%81%8A)